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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安安蹦跳着进院时，正看见太爷朝她招手。老人平时招呼表弟都会给糖块，安安虽然疑惑，还是走了过去。突然瞥见太爷另一只手的梨木拐杖——那根打死过野狗的棍子。

    梨木拐杖抡起的瞬间，杜母刚从后院抱了柴火出来。她看见阳光在拐杖上闪了一下，接着是“咚”的闷响——第一下砸在安安后脑勺上。孩子像截木头般直挺挺跪倒，额头磕在砖地上。

    “啊！”杜母的尖叫和第二下破风声同时响起。她扑过去时，拐杖已经落在安安背上，第三下打在了她自己肩胛骨上。

    安安蜷在地上，后脑肿得像扣了半个苹果，血从鼻孔流到嘴里。杜母抱起孩子，摸到后背一片湿热——不是汗，是渗出的组织液。

    “你要打死她，先打死我吧！”杜母嘶吼。

    太爷的旱烟杆指着安安：“李家的种，骨头里都是坏的！”

    “她也是你的血脉！”

    “脏血！”太爷啐了一口，“没扔山里喂狼是杜家仁义！”

    炕上的安安昏沉了七天。喂进去的米汤总从嘴角流出来，夜里发高烧说胡话，一会儿喊“妈妈”，一会儿喊“别打”。杜母用雪水浸湿毛巾给她敷额头，看见孩子瘦成巴掌大的脸上，睫毛像受伤蝴蝶的翅膀般颤动。

    杜若是接到“孩子不行了”的电话赶回来的。进门时，太婆正给安安换药。孩子的头发被剃光了，露出头皮上紫黑的淤血，后背的伤结了痂，像贴了张歪扭的树皮。

    “我六岁那年，”太婆突然开口，“后娘让我看弟弟，弟弟掉进水缸...我挨的揍比这狠。”她枯枝似的手抚过安安额头，“孩子像草，看着弱，一场雨又活了。可再耐活的草，也经不住天天踩。”

    月光透过窗纸照在安安脸上，杜若想起去年在天津，雇主家孩子发烧，全家连夜送儿童医院。而安安这些年生病受伤，都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
    “汽修厂要个做饭的，”同学在电话里说，“月薪二百，活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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